摘要:农业技术采用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朱萌、沈祥成等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技术采用行为研究》中系统探讨了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主体在技术采用过程中的行为特征、影响因素与决策机制。本文在梳理该研究核心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农业技术推广实践,进一步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采用的内在动因与外部约束,并从政策激励、推广体系、社会化服务等维度提出优化建议,以期为提升农业技术转化效率提供参考。
一、引言
随着农村土地流转加速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成为保障粮食安全和推动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与传统小农户相比,新型经营主体在资本积累、风险承受、信息获取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其技术采用行为直接关系到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朱萌、沈祥成所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技术采用行为研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对新型经营主体技术采用行为进行了系统性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为理解现代农业技术扩散机制提供了重要学术参考。
二、朱萌、沈祥成研究的核心内容与发现
(一)研究框架与理论基础
该研究以理性行为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为理论依托,构建了“认知—意愿—行为”的分析框架,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技术采用过程分解为技术认知、采用意愿、实际采用及持续采用四个阶段。研究综合运用问卷调查与计量模型,对样本主体在农业投入品减量增效、绿色生产技术、智能装备等领域的技术采用决策进行了实证检验。
(二)主要研究发现
第一,新型经营主体的技术采用行为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家庭农场倾向于采用与生产环节直接相关的实用技术,合作社在组织化推广和社会化服务方面具有优势,龙头企业则更关注产业链前端的高值技术和后端加工技术。第二,经济收益预期是影响采用决策的首要因素,技术稳定性、操作复杂程度和前期投入成本紧随其后。第三,政策扶持与培训服务对技术采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信贷约束和风险保障不足是重要阻碍。第四,社会网络与示范效应在技术扩散中发挥关键作用,邻里示范、合作社内部交流和政府示范基地观摩均能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研究还发现,经营规模与资本禀赋越强的主体,其技术采用意愿越高,但对技术配套服务的要求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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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强调,技术采用并非一次性决策,而是动态调整过程,主体在初次采用后会根据产量、成本和市场反馈进行再评估。这意味着技术推广不仅要关注“首次采用率”,更要重视“持续采用率”与“采用深度”。
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采用行为的深层动因
(一)内在动力:利润最大化与风险规避的平衡
新型经营主体作为市场化经营主体,其技术采用行为本质上是在预期收益与风险之间的权衡。一方面,先进技术能够提高单产、降低成本、改善品质;另一方面,技术不成熟、市场波动和自然灾害可能带来损失。因此,那些能够在不显著增加风险的前提下提升收益的“稳健型技术”更容易被接受。朱萌、沈祥成的研究也证实,风险偏好型主体更愿意尝试新技术,而风险厌恶型主体更倾向于等待观望。
(二)外部推力:政策激励与社会化服务
政府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绿色生产奖补等政策工具能够降低技术采用的初始成本,发挥“启动器”作用。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农民田间学校、科技特派员等公益性服务在信息传递和技术指导方面仍不可替代。涉农企业、专业化防治组织、土地托管服务主体等市场化服务力量正在成为技术采用的重要推动者。研究指出,公益性推广与市场化服务的有效衔接,能够显著提升技术采用的效率和覆盖面。
(三)社会嵌入:示范效应与组织化学习
农业技术采用是一种社会行为,受周围人群的示范和评价影响明显。合作社内部的“带头人”和示范基地的“眼见为实”能够降低采纳心理门槛。朱萌、沈祥成的研究表明,参加过技术培训、加入合作社或与龙头企业有订单关系的主体,其技术采用概率显著更高。这提示政策设计应重视组织化渠道和社会网络的作用。
四、当前农业技术推广中的现实问题
(一)技术供给与需求脱节
部分科研成果停留在论文和实验室阶段,缺乏与生产实际的结合,技术参数复杂、操作规程繁琐,超出新型经营主体的接受能力。针对不同经营规模和产业类型的差异化技术供给不足。
(二)推广队伍能力与激励机制不足
基层农技推广人员数量不足、知识老化、待遇偏低,导致推广服务覆盖面和深度有限。部分地区的推广工作仍以“完成任务”为导向,缺乏对主体持续采用情况和技术效果的跟踪。
(三)金融与风险保障配套滞后
新型经营主体在采用新技术时普遍面临资金约束,而农村金融产品创新不足、抵押担保难问题仍然突出。农业保险覆盖面有限,针对新技术应用的风险保障产品较少,削弱了主体采用新技术的勇气。
五、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采用的优化路径
(一)强化需求导向的技术研发与集成
科研机构应加强与新型经营主体的对接,建立“产业需求清单—技术研发清单—推广服务清单”的衔接机制。针对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的差异化需求,开发轻简化、标准化、可复制技术模式,降低采用门槛。
(二)完善多元化农技推广服务体系
推动公益性推广与市场化服务协同发力。加强基层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完善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支持涉农企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开展社会化服务;利用数字平台建立“线上问诊+线下指导”的技术服务模式,扩大服务半径。
(三)加大政策激励与金融保险支持
继续实施农机购置补贴、绿色技术补贴等政策,降低技术采用成本。引导金融机构开发适合新型经营主体的信贷产品,探索技术采用专项贷款和贴息政策。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开发针对新技术应用的风险保险产品,增强主体风险承受能力。
(四)发挥示范引领与组织化推广作用
建设高标准技术示范基地,组织现场观摩和经验交流,发挥“看得见、学得会”的示范效应。支持合作社和龙头企业通过订单农业、统一服务等方式带动成员和农户采用新技术。鼓励“土专家”“田秀才”参与技术推广,形成以点带面的扩散机制。
六、
朱萌、沈祥成的研究为理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采用行为提供了扎实的理论框架和实证依据。农业技术采用不是简单的“技术供给—技术接受”线性过程,而是受经济理性、风险感知、政策激励和社会网络共同作用的复杂决策。提升农业技术转化效率,需要从技术供给、推广服务、政策支持和组织化路径等多方面协同发力,构建“研发—推广—采用—反馈”的良性循环,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真正成为农业现代化技术的应用者和受益者,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1] 朱萌,沈祥成.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技术采用行为研究[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 罗必良. 农地流转与农业经营方式转变[J]. 中国农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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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鸣,等.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与新型经营主体衔接机制研究[J]. 农业现代化研究.